愛音樂節 愛聽 Live!

家駒當年說：「香港沒有樂壇，只有娛樂圈。」這句話十多二十年了，今天香港樂壇如何？我們看看──歌唱比賽參賽者不唱廣東歌，只唱國語；歌手出道只出 EP──因為出碟太貴不賺錢；歌手只唱歌賺不了生活，於是廣告電影剪綵甚麼都做……一岸之隔，台灣這些年來漸漸走出固有模式，歌手出唱片都得去 Live House現場表演，音樂節風氣大盛，獨立音樂圈蓬勃，在 Live House他們票房甚至比主流歌手更好！

香港還是那些頒獎禮

近十年，台灣音樂像變成了一個品牌，這次台北一行訪問兩位流行音樂監製，台灣音樂的地位是怎樣發展出來的？陳建騏：「以前殖民、戒嚴時代，大家一直被壓抑，沒辦法唱出自己的聲音，所以藉由不同方式來表達。台灣流行音樂從前內容就比較多了，除了愛情，還有社會的政治的，這個獨立的風氣一開始在音樂裏發生！」陳珊妮：「這會不會是由於國語的關係呢？因為聽廣東歌的人一直在減少，而香港歌手也知道要唱國語歌，才能生存。其實我不覺得台灣音樂都比香港好，但台灣音樂在整個趨勢上是比較 Updated的，譬如說全世界的音樂，從小眾到大眾，有網絡的傳播是很快的，而全球都是這樣子──主流跟獨立越來越平衡。台灣的音樂，再加上是國語，好像就有了一個位置。而香港的音樂，即便是再好的，還是有那些頒獎禮。主流歌手的姿態，或演唱會的方式，我覺得很老套。如今，英國某小鎮的某個樂團，會因網絡大紅，全世界都知道他們了，而香港還是用很自私的場面──頒獎禮。」再看看台灣的金曲獎，風氣開放，獨立製作一樣能得大獎，陳珊妮：「台灣的獎是完全由評審決定的，但據我所知，香港很多獎都是由業界來投票，業界一定要穩固他們的利益呀！」

獨立音樂是一種 Lifestyle

至於台灣的獨立音樂圈就更蓬勃了，建騏：「台灣的獨立跟主流沒有一個分水嶺，流行樂手看到喜歡的，還是可以找獨立的來合作。」陳珊妮：「很有趣的，是在台北你走到南區，跟你在東區看到的打扮都不一樣，在台北有很多種人。香港不會，所有東西都弄成一個大怪物，任何東西都有一個指標性，譬如說那些頒獎禮，所以主流的東西一定要把它鞏固住， Indie的東西沒辦法進去。香港一定有人告訴你：這一期一定要穿這個 adidas的這個。這是一個洗腦的機器，所有雜誌都一樣──而你也沒有其他雜誌可以看！」陳珊妮說，台灣的獨立樂團一樣面對生活壓力，但總是有人出來支持，找贊助，搞演出，「但在香港就可能沒有人辦這個事情。這很重要，你要有舞台去表演，才能發展出東西！」台灣政府可有出手輔助？珊妮：「之前海洋音樂祭（按：由台北縣政府與角頭音樂所合作）就辦得很大，三天的活動，有一天是獨立樂隊競賽，大家就覺得很鼓舞，因為『我跟 Suede是在同一個舞台表演！』」建騏：「之前你在台灣做電子、晶圓可以免稅，近年發展到音樂上，政府知道台灣創意可以變成另一個成功例子，所以提供好多輔助，例如他們會幫助一些樂團送到外國去表演。」珊妮：「在推廣這些音樂時，已變成了另一種 Lifestyle，另一種愉悅的生活模式。像簡單生活節，有好多攤位，很有趣，已變成了一種新的生活模式！」建騏：「很有趣的是， Simple Life台下有詩人在賣他的詩集，有人在賣他的攝影集。」珊妮：「這已不是主流 VS獨立的問題，主流的歌手又沒有賣唱片比我多，這是生活方式的選擇。」

音樂節的哲學

我們從監製及樂隊口中得知兩件事：一，音樂人需靠表演才能全職搞音樂；二，政府可擔當輔助角色。為此，再走訪「簡單生活節 Simple Life」策展人陸君萍（人稱陸君）。 Simple Life兩年一次，沒有音樂節時，陸君的身份是 StreetVoice（網站）營運總監，她老闆是台灣著名音樂人張培仁 Landy， Landy搞作甚多──他當年創立魔岩，曾把北京的魔岩三太子（竇唯、張楚、何勇）引到港台，掀起熱潮，近年簡單生活節及著名 Live House Legacy都是他的搞作。「 Landy問了一個問題：台北的生活方式、音樂主流是甚麼？我們看到由陳綺貞、張懸等人可見城市民謠已經形成了，那如果台北要辦音樂節，一是要重視年輕創意，二是除了音樂，要有有機生活。」他們的構想十分社會性，「第一屆是 06年，當時選舉剛過，我們知道社會上民主成熟了，政黨輪替不再會造成混亂，所以想到了 Simple Life這個概念。每屆簡單生活節都會有特定主題， 08年大選兩黨票數相近，等於說一定會出現一半人沒想像的狀況，於是把主題定為『做喜歡的事，讓喜歡的事有價值』； 2010年，看着上海世博盛大舉行，中國經濟的崛起，台灣優勢不再，台灣人有一種焦慮，那我們要思考的是：面對自己，我們的競爭是誰，所以主題定為『 We’re beautiful』。」辦音樂節，陸君說，最難是把這種哲學美學都定好，讓參與者從音樂節的生活方式中得到共鳴，而非重視陣容。音樂節舉辦的地點，近在市中心華山藝文區，舉辦期間，既有室內亦有室外表演，草地上還有大量攤販，賣有機產品、賣詩賣書，還有演講，浪漫得緊要。結果到第三屆門票開賣沒幾天就全場爆滿了，「結果一早訂下的報紙廣告位要變成道歉聲明。」

現場演出成宣傳要素

張培仁近年另一傑作，就是台北著名 Live House Legacy，負責人阿舌：「我 15年前就辦過一個小小 Live House，結果第一天警察就拔槍了！因為他不懂你這是幹甚麼，就不斷來查你！做一年就關了。」到辦 Legacy時，時代已變，「我們找地方時有三個要求：在 Downtown、要地鐵可達、場內要沒有死角。」 Legacy地址原為日本清酒廠，「酒廠搬走後這裏荒廢了幾十年， 15年前文化建設委員會以 ROT方式租給台灣文創（出版社），我們一直想租用這座建築物，因為這是建築群中唯一沒有柱子的！」 09年，終於成功租用現址。「老闆 Landy有個想法，華人藝人出唱片要宣傳，都是上電視通告玩遊戲，但你看西方世界，他們唯一的宣傳就是 Tour（巡迴演出）！ Legacy出現後，現在唱片公司宣傳除了拍 MV，也同時會把在 Legacy演出列入了宣傳的要素。」 Legacy最賣座還是主流歌手演出，但 Landy最想做的是給予獨立樂壇機會，「我們每月維持 1/3演出給 Indie樂隊，約 6-7場。對待 Indie跟對待主流歌手條件是一樣的。」他們不收演出費，大家拆賬，令樂隊有誘因落力演出，「幾年下來聽獨立的人多了，曾經有一隊樂隊，每星期三都來表演，剛開始時只有 20-40人看，一年後，竟然 1,200張票全場爆滿！張震嶽很有名，但只能賣 600多票！ Tizzy Bac、 1976、 Echo都會全場爆滿！」宣傳上，他們配合 StreetVoice網站，它可讓樂隊上載作品，會員三萬人。每月會選出 3-4隊樂隊，給予在 Legacy演出機會，此活動稱為 The Next Big Thing（熟悉 Indie的朋友都知道 Suede等當年都被稱為 Next Big Thing）！

咪嘴，就要高價租場

經營現場音樂，一直被社會人士認為是牛鬼蛇神，是邪牌行業。「從前台灣有所謂八大行業，需要管制，其中包括三溫暖、按摩、 KTV、 Disco等等， Live House本不屬八大，但今年台中一家 Live House發生火災，政府就想管制。後來台北好多藝文人士出來，結果令政府收回成命。但台中仍在抗爭。」社會氣氛改變，阿舌說要謝謝主流歌手，「如果不是他們要來 Legacy演出，社會大眾接受 Live House大概沒那麼快。」問阿舌經營狀況如何，他直說「做 Live House很辛苦！」利潤微薄，投資也不少，要三年才回本，「大概花 100塊才賺 4塊錢！另外，台北有兩家 Live House快將開幕，大的一間可容納 4,000人！」 Legacy主要收入靠與歌手拆賬，偶爾也會租給主流明星，「跟我們合作的話，我們堅持要他唱 Live，如果他要咪嘴，那我們就用一個較高價錢租他，像近日 XXX（某四人偶像組合成員）要來表演，他要咪嘴，我們就高價租給他！嘿嘿！」台灣近年取消酒牌制度──賣酒不用領牌，本可加大收入，「但酒吧位處近門口位置，觀眾擠到前面的都不願意到後面買酒！有一場蘇打綠的演出，全滿 1,200人，但只賣了 4,000元（新台幣）啤酒！如果是辦 Party，一晚可賣 15萬元啤酒，但業主不希望我們多辦 Party，因為感覺比較壞。事實上也如此， Party過後滿地嘔吐物與安全套！」